也都是自觉尊老爱幼的，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来这儿看电影都来得高兴去得欢喜。到这儿欣赏电影的观众，都应当自觉地站在集体利益的高度，自觉地维护集体的形象，集体的形象高于一切，高于任何个人利益的得失和牺牲。如今外面有很多关于在这儿放电影的谣言，到这儿来看电影的每一位观众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不信谣不传谣，并向外界宣传在这儿看电影一切都是好的，人人都来得高兴去得欢喜，使外界的人也不信谣不传谣。另外，也要特请那些极少数极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注意，一经查出是谁在造谣传谣，就将会受到严厉、无情的惩治，在场的每一位观众也都同样有义务有责任向政府积极检举告发这些人，公社政府已经设立了专门打击造谣传谣的工作小组，有专人负责，从该通知发出之日起，公社政府就是向每一位积极检举告发的群众敞开大门的，高度重视每一位检举、告发上来的情况，并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最后，通知还特别说到，这个地方将一如既往放露天电影，请在场的观众广为宣传，使更多更远的群众、更多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群众来这儿观赏电影，以促进我公社群众文化事业的繁荣云云。
通知宣读完了，放映员还口头上向一场观众作了一个检讨。他说，他曾向一场观众说，年龄十一二岁以下的孩子最好不要来这儿看电影，他这么说是犯了错误，有违公社政府这个通知的精神，他借此之机在这儿向大家检讨。不过，他当时也只是说天黑路远，小孩来这儿看电影路上不安全，没说在这儿看电影会有啥子，在这儿看电影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是安全的，谁也来得高兴去得欢喜。检讨作完了，他又以私人的口气说他要说几句“剥了壳壳说米米”的话，颇为不满地抱怨了一场观众，说你们来这儿把电影看了，却还要把这儿发生的一些事情拿出去乱说。硬是要这儿再不放电影了你们看不成了才高兴？既然来这儿看电影，就是一家人，家丑不可外扬，这个道理也不懂？再说，在这儿放电影，有那么几个小娃儿啥的这样那样了，还不都是你们搞出来的，你们搞出来了却还要拿出去宣扬，生怕别人不知道，还让别人也乱说，这算哪门子事？
放映员说得一场观众都笑了，就像一家人那样地笑了，就像除了孩子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家人，都是“主人”那样无比开心地笑了。他们笑得不高，但小禹听得出来他们还从未这样开心地笑过，从未这样感觉到他们是“主人”，果真是同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里的成员。放映员那样说过之后又说他刚才抱怨大家的几句话与公社的通知精神有哪地方些不符，他在这儿提前作检讨，他是个大老粗，只上过三年小学，过去和现在说错话都是难免的，但他祖辈三代贫农，政治立场是坚定的，心是红的，永远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云云。
在一场观众笑时，只有孩子们没有笑，孩子们是深陷于他们之中无路可逃的，却又是完全被排除在他们之外的。小禹把整个通知听完了，感觉眼前突然黑了，这是一种从未遭遇过的黑。接着又来了放映员检讨和“剥了壳壳说米米”的话，还有一场大人们的笑声，他眼前这种黑更黑了。他包围在这种黑中，往哪儿看都只看到这种黑，它何其陌生、怪异、恐怖，即使他一个人在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命的外星球，再也回不到地球了，他也不会有这种体验。他觉得他不是为那个通知、放映员那些话、大人们的笑声而震惊，而是为他突然深陷于其中的这种黑暗而震惊。他把两者联系不起来，只能想到那个通知、放映员的话、大人们的笑声无意中把他一推，这一推就把他推到这种黑暗里来了。为什么那样无意地一推就把推到这样一种黑暗里来了呀？为什么一定是这样一种特定的、万劫不复的黑暗而不是别的呀？为什么这种黑暗还让他看到并不是他现在才被推进来的，而是他从来就在这黑暗里面，只不过那个通知是一束光照亮了他这个从来如此的处境？为什么既然他的处境从来就是这样，却到这时他才有所明白和省悟？
这种黑暗太可怕了，他不得不忘却它。但是，在那样的夜深人静的时刻，躺在床上圆睁着眼睛的他突然想起来了。用“想”这个字是不确切的，只能说是这种黑暗以超过第一次压向他的一百倍的力量再次压向了他，几乎可以说这一压就压碎了他的生命，使他的生命仿佛一直是静静地，这却突然轰地一声燃烧起来，燃烧成一堆大火，他将在这大火中毁灭。但他只能在发抖中面对这种毁灭。
就是这种黑暗体验使他心里有一万个声音呼喊他不能再到那儿去看电影，去那儿看电影他还真的有可能在那儿不是死了就是伤残了，而对于他这样的农民家庭的孩子，伤残了比死了还可怕，总之，那不管是死了还是伤残了都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但是，他却如患有强迫症似的一如既往地来这儿看电影，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这就是因为这种黑暗体验，因为他无法承受这个黑暗，但他却相信完全活于这个黑暗之中，首先让自己完全活于完全的这个黑暗之中才是他作为一个人和自己的真实，他现在只不过是稍稍有所觉察而已，只不过是稍稍接触到了这个黑暗而已，他已经不能怀疑这个世界是没有人的，人人都不是人不是自己，他只有从自己开始做一个人和自己了，而要是一个人和自己，就首先得活于这种黑暗中，充分地经验和觉知这黑暗，全面彻底地经验和觉知这黑暗。
放映员宣读的这个通知也在广播里向全公社人民宣读了。他不得不观察到，自宣读了公社政府这个通知后，人们谈论这个通知，就和他们谈论上级给他下达的任何一种“生产任务”或“革命任务”完全一样，“从现在起更不能阻挡自家的娃儿去那儿看电影哟！”“哪家都不能阻挡了哟！”“他们要去就要让他们去哟！”听他们说这些，只感觉到其中的“娃儿”、“他们”全然和下达给他们的无论什么“革命任务”里的指标、数字毫无差别。事过不久，他们还被召去开了一个大队群众大会，开会回来后，更是东一句西一句谈论“不能阻挡”、“他们要去就要让他们去”、“还要鼓励”、“这已经是政治性的任务了啊”、“再爱自家的娃儿都不要去碰啊”等等，无疑那“会议精神”就是他们说的这些，而他们这样谈论着，看不到他们对这些“会议精神”有任何自己个人的评价、看法、想法、观点、情感等等一切，更不用说还有他们人人的权利和责任，有的仅仅是一种兴奋。对于“政治任务”或“带有政治性的任务”，即使是明知它们将会是使他们深受其害的，他们也会这种兴奋，这种兴奋总让他联想到他们看到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