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春天，魏启明休过寒假之后又回到校园当中。
在山西，虽然刺骨的寒风表示严冬并未消退，毕竟当空的太阳照在身上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暖意。而沈阳的冬天是阴冷而执着的，一冬的积雪还没有融化的迹象，夹裹着肮脏的灰尘颗粒躺在那里，象发霉多年的旧棉絮。
风吹过的时候，人们总要下意识的拉紧棉衣的领子。光秃秃的柳树无力的在风中轻摇，已经干枯的枝条总要等到五月份才会再发出新绿。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单调色彩之中，毫无生机，毫无活力。
大家分开了两个月，即使是这样的黯淡风景也不能影响同学、朋友们久别重逢的好心情，除了在一起聊聊各自在假期中的见闻，分享下各自带来的家乡特产小吃之外，也有不少人以去饭馆聚餐的方式来庆祝一下新学期的到来。
魏启明和二哥，还有他们一个专业的、另外一个班的一个北京哥们儿，他们都叫他炮哥的，加上程永辉，走进一家朝鲜饭馆的时候，看见了好几桌认识的人，有本系的，也有外系的。
二哥忙活了一圈和众位人等打招呼，不管熟不熟，哪怕只在厕所里点过一次头的人，他也报以热情的笑脸。等他回来坐下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杯啤酒下肚了。
炮哥满脸愁云，二哥喜笑颜开，魏启明搞不明白二哥是克制功夫到家还是真的头大无脑、没心没肺？他和炮哥都有三门功课要补考，炮哥每喝一口酒就低下头叹一口气，双眼发呆，过于早熟满布沧桑的民工脸于悲哀中带着无奈。
二哥则谈笑风生，仿佛是补考是别人的事儿，跟他可毫无关系。
多年以后二哥多了一些成熟，但笑对人生的态度却始终如一，悲伤也好，伤心也罢，从来都是快快乐乐的生活。他们曾笑二哥是个没脑子的人，现在看起来，活在世上脑子多了未必就是好事。
魏启明一度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最开心的人是那些轻度智障者，比如香港电视剧的肥猫，每个人在他们眼中都有可爱的地方，他们不会计较付出与收获的比例是否合理，不会为明天的日子绞尽脑汁的去苦思冥想，于他们而言，不会去研究生的欢乐与死的痛苦，他们就活在今天，活在现在，享受着人生在世的美好过程。
魏启明和程永辉没有要补考的，了无牵挂。二哥嘴里嚼着拍黄瓜，喝着啤酒，一边还嘻嘻哈哈的劝慰炮哥：“至于的吗？老炮。不就是补考吗，有什么呀！喝酒喝酒，甭跟死了老子娘似的。”
魏启明也带着怪话跟着劝道：“就是就是，补考有什么呀！虽然我这辈子还没有补考过，也知道补考不过是走个过场，题目比正式考试简单多了，再给监考老师上个笑脸，你拿书抄老师都不理你。再说了，你们那么多老乡都补考，按补考数量来算，你们俩还是并列学期补考状元呐。”
那一学期以及以后的若干学期，北京同学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同学参加开学补考，成了本校每学期开学的惯例话题。一般正课要考四到五门，他们基本都要补两到三门课左右，如果哪位只要补考一门，就算上上大吉了。如果没有要补考的，那简直是要请客庆祝的了。
二哥指着他的鼻子说：“老魏你甭得意，别以为自己怎么着似的，总有一天你也要补考的！到时候你就不牛b了，少在这气我们。”
二哥的诅咒在一年后果然应验，他连着两个学期都补考了《电工学》，第一次的时候他还哭了一鼻子，为从小学开始就没有补考过的记录被打破而感到耻辱。第二次就有些习惯了，跟着二哥一起复习功课，打探消息。
炮哥听着他们的调侃，猛灌一口酒后，头垂得更低了，愈加沉重的叹了一口气，一支胳膊从颈后环抱着头，一只手拿着酒杯，半趴在桌子上盯着一盘生拌牛肉不言不语，那样子看起来要多痛苦有多痛苦。
熟悉他们脾性的莫过于魏启明。
他不理二哥，转过头去对正在幸灾乐祸，笑得一脸褶子的程永辉说：“你看补考的同学多可怜！对于这样的后进生，我们要发扬传帮带的积极作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让他们知道组织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具体这样，小程你看看可不可行：以后开学补考前，我们组织一下麻将赞助赛，赢的钱不许进腰包，要赞助给他们交补考费，避免他们承受精神和金钱的双重痛苦。
麻将比赛他们就不要参加了，万一输了岂不是雪上加霜。这样，钱的问题就解决了，以后他们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玩牌，喝酒了，反正有组织呢。
考试前也不用象我们一样开夜车了，这么傻的事，就交给我们干吧。至于眼前这二位同志的补考费，我看咱们俩就一对一赞助了吧，才五块钱嘛！”
考试前大家都要开夜车学习，上学期期末是第一次期末考试，尤其让人重视，因为大家还不知道大学考试的严格程度，有备无患总比惴惴不安好。也许炮哥和二哥认为大学的考试不过是走个过场，还嘲笑别人假认真，也不知他们从哪里找到那么强的自信心，根本没在乎，结果是双双落马。
二哥撇着嘴吐出一个烟圈，无耻的冲着已经咧着大嘴傻笑起来的炮哥说：“这可是他们说的，老炮，听见没？不要白不要。这么着吧，也不用另交钱了，你们俩把今天这顿饭钱给结了吧。”
他们学校以及其他的院校存在着一个现象：湖北、湖南、山东、江西等省份的考生，高考成绩都吓人的高，全国统一的高考试卷，通常被他们这所普通院校录取的考生都在五百分以上，他们这种成绩如果在其他省份，起码是重点院校本科录取分数线。放在北京，走个外地全国重点大学绝对没有问题。
二哥跟他们讲了一个他们高中同学的故事：放榜那天，二哥去到学校看成绩，只见一个女同学泪流满面的拨开人群，狂奔而去。二哥以为是个落榜生，还讥笑了几句，旁边有人告诉他，那女的考了六百多分，一心想上清华，可惜被北大录取了。
二哥冲着女孩儿离去的方向狠狠的吐了一口唾沫，说真tm不要脸。如果在外省，哪里还轮到她如此矫情，能上个重点大学就阿弥陀佛了！
二哥他们都是四百分出头录取的，算是挺丢人的了，可有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学却比他们还低，只有三百多分，算是给北京同学垫底了。每次补考前都是北京和边疆的同学大团结时期，一起研究作弊，一起去找任课老师泡考题。完事了北京同学照样看不起难友们，照样不积口德的对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们冷嘲热讽。
有些革命老区的同学千辛万苦的考了出来，所要经受的苦难远不止考试前的点灯熬油。
他们班另外一个寝室就有个同学是从江西井岗山来的，他每学期只能从家里带来二百来块钱，平均每个月就只有四十块钱花费，加上学校每个月补助十块，就是五十，自己再争点气，整个奖学金什么的，平均每个月也就不到一百块钱。这一百块不到的钱包括买饭票、买菜、买书、买衣服、买日常用品、偶尔上街逛逛等等花费。其中的苦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井岗山同学从报到到毕业，一直穿着学校军训时发的军装，从来都是两毛钱的菜，不抽烟不喝酒，不与人有过多的交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花费。
毕业之后，老少边穷地区的同学也没有分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福份，一般都要回家乡。如果可以留在一个中等城市，就算不错的了，毕业分配对于他们一生的影响，可谓意义重大。
于是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一般都很积极，平时规规矩矩，绝不成为落后典型。力争能当上班级、学校干部，为他们日后的出路早早铺砖垫瓦。最大的一块砝码是在学校期间入党，不但可以分配时选择本省最好的地方，留校，甚至进入北京部级单位都非常可能。于是他们积极做各种好事，勤于向党支部书记汇报思想。
而在魏启明这些思想落后学生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功利，让他们看不起。
奖学金魏启明没得过，虽然他每次考试都在前十名，按名额分应该有个三等(七十五块钱)，可他们学校评奖学金还搞班级综合测评，学习成绩只占40%，其余还要看出勤、参加班级活动等，由所有同学互相打分，每每综合测评下来他就变成了二十多名，只比二哥强点。
他不愿意和性格不和的人交往，给班级大数人的印象是冷漠、孤僻，他也不愿意和他们那些人争，他还不至于要靠奖学金改善生活质量。
他的冷傲换来的是别人的讽刺和沾沾自喜，那个一样要靠奖学金改善生活的江西班长，每次假惺惺的来安慰魏启明，他就冷嘲热讽班长一番，愈加得罪了占班级大多数的穷困同学，他就愈加跟奖学金没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