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时钟分针转动的“滴答滴答”声格外刺耳。
侧头望去，他的睡像真不好看，右臂紧紧搂着她，右腿翘在她身上，像只八爪鱼，生怕她跑了似的。呼吸匀称，极少打呼噜，但却像孩子般地流口水，她感觉很是好笑，又小心翼翼地从床头柜上抽出一张纸巾，帮他擦了擦嘴角。
早上一起去圣彼得堡大学，下午一起回这栋位于郊外的别墅，她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也喜欢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更喜欢身边这个人。
他很勤奋，这些天在圣大，要么在实验室做实验，要么泡在图书馆有关于物理化学的英文和德文书籍或文献，要么跟数学-力学系或化学系的教授们交流。遇到不懂的问题，还会像学生一样向教授们请教，只到弄懂为止。
他慷慨大方、为人和善，教授们也乐于指点。以至于更像一个留学生，而不是一个前来交流的访问学者。除了确定一些大方向，除了死缠烂打的要把那个研究数学的书呆子挖回去之外，集团的事他真极少过问。
然而，今天情况特殊，如果情报无误，十几分钟后就要发生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苏联情节，夏遥也不例外。所以明知道等会儿弗雷得力克会上来叫，可去了趟洗手间之后仍辗转反复，愣是睡不着。
墙上的时针和分针指向凌晨4点50分，她抽出被他压得发酸的右臂，提醒道：“老公、老公，快5点了，起来吧。”
这是一个很“香港”的称呼，大姐就是这么称呼姐夫的。
他总是“老婆老婆”的叫。开始还感觉有些不意思，渐渐地，她发现这么称呼很亲切，也自然而然地跟着称呼起老公。
“5点了？”他没精打采的应了一声。连眼睛都没睁。
天气渐凉。夏遥一边穿上大姐章慧前天刚从香港捎来的春秋衫，一边催促道：“你不是让弗雷得力克先生准时叫的吗？再过两分钟5点。人家就快上来了。”
“哦。”章程这才睁开惺忪的双眼，揉着发麻的脖子，哈欠连天地说：“见证历史的时刻到了，老叶啊老叶。你别让我们失望啊。”
为了这一刻，丹尼尔几乎把整个欧洲公司全部动员了。
从决定组建bnb新闻网，到成立苏联报道团队；从为演播室及相关场地寻址，到演播室器材的甄选和运输；从想方设法收集与苏联高层有关的一切影像资料，到物色报道时参加评论的嘉宾……短短一个多月里，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顺利攻克了。
如果特别报道无法取得空前成功，那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而高达8600多万美元投入也会打水漂。
关键时刻，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扬-约瑟夫和马格达雷娜背着ak47在别墅四周巡逻，前东德外交信使弗朗克-艾尔斯特纳则守在客厅里，通过对讲机与他俩保持联络。
二人刚走下楼梯。正准备上去叫的弗雷得力克秘书，便指着身后的五台电视、两台收音机和两部海事卫星电话说：“章先生，夏小姐，都准备好了。”
屋道：“科普夫先生，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六个来自德国、英国、比利时和香港的小伙子，背着长枪短炮欢呼雀跃般地走了。他们都是bnb新闻网高薪聘请的精英，都在nb银行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作为即将上任的nb电气（俄罗斯）公司总裁，罗雷尔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刚准备请苏联宣传部门的一个老朋友关照一下，突然发现电话已经被切断了。
楼下有专人望风，所有房间之前都检查过，刚才接的那个电话说得又都是事先约好的暗语，罗雷尔可不认为这是克格勃针对自己而捣得鬼，而是很直接地联想到了政变，当即命令道：“格奥尔格，去总台问问电话为什么打不出去；戈德弗斯，用卫星电话问问使馆那边的情况。”
他的话音刚落，守在电视机前的一个记者突然跳了起来：“电视，科普夫先生，快看电视！”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围了过去，只见女播音员在屏幕里一脸凝重地说道：“戈尔巴乔夫总统，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从8月19日起，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责。国家全部权力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乌鸦出巢”是有军队进入市区的暗号，并不能代表什么。而半个月前还活蹦乱跳的戈尔巴乔夫，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职责，无疑证实了政变消息的真实性。
《苏联领导告人民书》播报完，电视里放起了芭蕾舞剧《天鹅湖》。
愈是关键时刻，愈要冷静。
科普夫并没有急着派出第二队人，而是换个了台。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换个台还是《天鹅湖》，所有频道播放的都是《天鹅湖》！
这时候，戈德弗斯放下卫星电话汇报道：“罗雷尔先生、副总监先生，使馆外线也被切断了。弗雷得力克刚同缪勒先生通过话，他让我们留一队人待命，其他人按计划行动。”
“留一队人？”
“是的，另外卫星转播车也留下。”
“为什么？”现在正是抢新闻的时候。科普夫百思不得其解。
弗雷得力克的话就是老板的话，老板的话就是命令，哪儿来这么多为什么？罗雷尔接过话茬，轻描淡写地说道：“留下一队。您还有三队。加上沙特使馆的两队。副总监先生，在我看来。现阶段的采访力量已经足够了。”
翻译和司机都是他们安排的，没有他们的帮助在莫斯科简直寸步难行。而且根据bnb新闻网的相关规定，新闻采访人员也要接受俄罗斯公司监管，万般无奈之下。科普夫只能同意道：“那好吧，d队和转播组留下，其他人按计划采访，记得多带些电池，完了之后在沙特使馆汇合。”
莫斯科的同事忙碌起来，bnb新闻网在柏林电视台的总部也没闲着，丹尼尔站在一排排接受全球各大电视台节目的液晶显示器前。激动不已地大呼小叫道：“莱布尼茨，准备《早间新闻》；开普勒，把那8个保守派的资料准备好，以便随时插播；柯本。看好你的卫星信号……伙计们，好戏开场了，都给我打起精神！
十分钟后，起得比较早的一些德国观众，突然从刚开播还不到一个月的bnb新闻频道的《早间新闻》里，看到了有关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戈尔巴乔夫生病无法履行总统职责为借口，签署行政命令任命自己为苏联代理总统的新闻。
以他为首的苏联“国家紧急委员会”，封禁了莫斯科除了gcd控制下九间报社外的所有报社，发布一份题为“苏联男人的荣誉和尊严必须回复”的民粹宣言，保证新联盟条约将被每个人讨论，“城市街道不再有犯罪”，声称将专注在解决食物短缺问题，同时承诺保证会支持“真正的民主进程”和改革……
德国第一家24小时播报的新闻频道，具有无可比拟的时间优势。
卫星直播5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莫斯科市区，苏联电视台里反复播放的《天鹅湖》，插播的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资料，以及嘉宾们抽丝剥茧的评论，让政变的真实性变得毋庸置疑。
bnb新闻网旗下的《德意志快报》、《新闻周刊》和《环球快讯》，也纷纷撤下即将开印的报纸和杂志内容，要求印刷厂换上早就排好版，但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的底版。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苏军装甲部队进入市区时，井然有序，像是去红场参加阅兵，一溜排得整整齐齐，遇到红灯和行人还停下。莫斯科市民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应极为平淡，没有哪怕一丁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
莫斯科尚且如此，圣彼得堡同样如此，更不用说方圆三公里没有邻居的树林别墅了。
看看左边电视里的《天鹅湖》，再看看右边电视里bnb国际频道紧急插播的“特别新闻”，章程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道：“终于抢了个头筹，几千万美元总算没白花。”
这可是政变！
政治敏感性较强的前东德外交信使弗朗克被搞得啼笑皆非，忍不住问：“章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章程指着心上人刚做好的早餐，笑道：“吃饭，吃完饭去圣大上班。之前做什么，接下来还做什么。”
夏遥不想他出一丁点意外，忧心忡忡地问：“学生们肯定会闹，今天出去安全吗？”
“圣彼得堡又不是莫斯科，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可这里驻扎着波罗的海舰队。”
章程摇摇头，不无感慨地说道：“第比利斯事件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军方已经被他们伤透了心。吃一堑长一智，他们不会再当这个出头鸟，更不敢把枪口对准学生，担那个遗臭万年的历史责任。”
赶到圣彼得堡大学已是上午8点半，全城都没几个卫星接收天线，消息极为闭塞，政变的消息在德国已闹得沸沸扬扬，这里却像往常一样平静。
直到下午两点，人们才反应过来。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往市中心赶。校园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连任伊万诺维奇教授、叶夫根尼教授、葛利高里教授和佩什科夫教授都去参加游行集会了，实验室里只剩下他和他的两位保镖先生。
“扬，帮个忙。把那个试管递给我。”
他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做他的试验。扬-约瑟夫这个“留学生”不得不打起下手，尽管不知道他又是勾兑。又是加热的，到底是在干什么。
“好的。”
他刚把试管递过去，弗朗克领着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从外面走进来，像学生一样地称呼道：“教授。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先生来了。”
死缠烂打了一个多星期，终于主动找上门了，章程一愣，放下试管笑问道：“佩雷尔曼先生，您找我有事？”
先是通过研究所领导把自己调到他的软件开发公司，然后天天派人往家里送各种各样的科谢尔食品和新鲜水果，甚至让他那位黑头发、黑眼睛的未婚妻跟妹妹套近乎。
对别人而言这是友好的体现。但对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来说这跟骚扰没什么区别，他不想搞软件开发，更不希望被打扰，紧盯着章程双眼。用生硬的英语说道：“章先生，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佩雷尔曼先生，可我需要您的帮助，”章程顺手拿起一支铅笔，在草稿纸上飞快地写下几大未解的数学难题，往他面前一送。
格里戈里-佩雷尔曼看了一眼，摇头道：“我想我帮不了您。”
“可除了您之外，我想不出谁还能帮到我。”
章程顿了顿，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接着道：“佩雷尔曼先生，我知道您不喜欢被打扰，所以我想给您提供一个完全不会被打扰的研究环境，以及研究所需的设备、人员和资金，并安顿好您的家人，让您可以毫无牵挂的做您认为应该做的事。”
搞基础研究不是软件开发，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效益；而作为一个有成就的年轻科学家，他完全没必要像那些学术不端的混蛋一样，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
格里戈里-佩雷尔曼糊涂了，忍不住问：“您为什么找我，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
章程回头看了一眼满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诚恳地说：“因为您具有为科学献身、敢于发现和富于开拓的精神。因为您不迷信、无偶像，敢于冲破已有理念和理论，敢于尝试、不怕失败，愿意把学问做深、做透、做彻底。
佩雷尔曼先生，在我的家乡有一个类似于谚语的成语叫惺惺相惜，大概是性格、志趣、境遇相同的人互相爱护、同情、支持的意思，我对您就是这种感觉。
至于有什么好处……这我真无法回答您。因为我之前做的、现在做的，甚至以后将要做的很多事，除了有可能获得一些荣誉之外，对我个人和我的公司都没有任何好处，而荣誉又恰恰是我所不需要的。”
格里戈里-佩雷尔曼25岁，脾气还没有古怪道成名之后的程度。事实上章程不邀请，不久的将来他也会去美国大学交流。
一个同样很年轻、很优秀的人发出如此真诚的邀请，佩雷尔曼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想了想之后低声问：“你真能做到刚才所说的一切？”
章程重重点了下头：“不管您接不接受邀请，我都会去做。我那位助理应该跟您父亲说过，只要愿意，我会在第一时间送您他们去以色列。您母亲的思想工作可能不太好做，但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先以旅游的名义去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海法看看，让她感受到同胞的热情，然后再做进一步打算。”
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太爱他的家人了，这个提议简直让他无法拒绝，可权衡了一番之后，还是摇头道：“你的实验室在香港，不在以色列。”
“只要能不受打扰的搞研究，对您来说在哪里并没有什么区别，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只要能搞研究，不管在香港，在柏林，还是在圣彼得堡，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况且现在交通那么发达，您想他们了，随时可以坐飞机去以色列团聚，几个小时，睡一觉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