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报系统反馈过来的消息称由于木剌夷国的外围机构频繁遇袭，给他们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木剌夷国此任谢赫乌米德年纪不小了，做事有些力不从心，便命兰巴萨尔堡堡主哈默德召集各部商量如何应对，查出真凶。而乌米德就是兰巴萨尔堡的前任堡主，他继承哈桑之位后，堡主之职则由其子哈默德继任，显而易见其也成为下任谢赫的继任者，也就是太子。
那日哈默德召集了麦门底司堡、阿斯兰堡、吉尔都怯堡、阿拉穆特堡、塔黑塔沙木堡等大小堡主二十来位齐聚兰巴萨尔堡共商大计。作为未来的国家继承人哈默德自然是殷勤款待，极力拉拢这些地方诸侯，而现实情况却十分复杂，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由其继任，所以会场上的气氛并不融洽，他们在如何处理危机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引起争吵，这也就是当时沙堆看到的情况。
其实事情并不只是争吵那么简单，中国有句古话：同患难，易；共富贵，难。这句话就像定理，在木剌夷国同样适用，随着木剌夷国渡过了初期的艰难，实力的增强和地域的增加，为了维护统治，哈桑将教中的教长们分配到各地担任堡主，他们也就成了一地党政军的负责人，事实上的土皇帝。
由于地有贫富、权有大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哈桑那样献身宗教，清心寡欲私心作崇之下，内部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但是哈桑作为教派的创始人和国家的缔造者，在教中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他为人公正，执法严明。对财富视若粪土，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因触犯教规而被其处死。在活着的时候便将谢赫之职交给他人，自己倾心精研教义。因此虽然国内暗流涌动，可在哈桑的压制之下，大家还能团结一致，齐心合力的抵御外敌。
在哈桑死后，第二任谢赫继任者乌米德以作风强硬，手段狠辣著称，可他毕竟不比哈桑，在对外上滥用刺客。将刺杀范围扩大化打击政敌；对内实施恐怖统治，严厉镇压不同政见者；用人上任人唯亲，管事的都是他家的亲戚和朋友。他们还沉缅于酒色，城堡中经常豢养大量歌伎和美女，终日欢歌宴舞，纵情享乐。
上行下效，各堡间竞相斗富，挥霍无度。他们也在各自的地盘中建造豪华的住宅和别墅，招徕各地的歌伎和艺奴。设置妓院，极尽享乐之能事。却再无心组织利民的经济、生产，而已收取政敌的纳贡，打劫掳掠卫生。即便有开凿水渠、广辟果园。养驼育羊之举，仍不能构成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他们与敌手交战时，往往还会毁坏庄稼。饥荒发生时人们只能吃草度日。
乌米德在进入晚年后，他想将谢赫一职传给自己的儿子。这些引起了教众们的不满。好歹你也是大家选出来的，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要明白。在木剌夷国的那个时期谢赫并不是世袭的，而是教长们推荐选举出来的，虽然还不是现在西方国家的全民选举，好歹也是各个代表选出来的。你这样做，怎么能对的起大家呢？你儿子心满意足的当上谢赫，我们家族又不是没有儿子，大家怎么能服气！于是权利的争夺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过去对周边国家的实施威慑纳取供奉，打劫商旅这些油水丰厚的买卖自然由兰巴萨尔堡及其亲信们负责，如今出事了许多人从中看到了机会，商讨中有人提出让他们参与调查、追查敌对者可以。但是事后重新设立联络站和那些无本买卖大家都要有份儿，也就是说要利益均沾，不能由兰巴萨尔堡吃独食、搞垄断。
哈默德对于想分一杯羹的提议当然不能同意，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麦门底司堡主，也就是那个胖子便对其身份发出质疑，认为其只不过是个堡主，却以谢赫继承人的身份对此事指手画脚。于是发出号召要求下任谢赫的产生必须遵循先知的教谕，又各大堡主推荐、选举产生。
麦门底司堡在木剌夷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堡垒，其地势非常险峻，据说当年阿萨辛派的教长之一决定修建一座最险峻的堡垒，他下令说：“为我修建一座我可以抵达天路，那天空大路的楼阁。”他手下的官员花了十二年时间，踏遍了国内许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座险峻的山峰，开始修建堡垒。
麦门底斯堡地势非常险峻，峰还是说。
赵柽其实如此也不是因为他是大喇叭，喜欢讲话，而是在有意识的引导着社会的舆论。如今他正紧锣密鼓的准备北伐女真，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要带领国家走向战争，必然要先营造国内外的有利舆论，给自己的战略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赢得朝野上下的支持。
随着赵柽的权力增长和前世所知。他愈发感觉到普通民众不可能具备海量信息收集和分析力，尤其是在这个消息来源、传播途径单一的年代。百姓不可能接触到太多的军事和外交的真实情况，舆论的盲目由此产生。而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总要面对盲目的舆论。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舆论，它们经常会误导国家的大战略。
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外战争中连番失利，实施消极防御的战略，不惜以金钱换取和平的做法，绝非是几个缺乏血性和见识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在建国初期太宗两次北伐失利，造成了重大的伤亡，灾难性的巨大损失让朝野上下害怕硬碰硬、害怕果断出手，采用靖绥政策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
这种‘和平’舆论让百姓和官僚们沉醉于和平生活，丧失了血性和胆量。软弱的和平主义思想弥漫朝野，给大宋带来的是消极战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檀渊之盟》让大宋彻底丧失了收复燕云的勇气，转而用金钱赎买和平，以致后来在对西夏作战的失利后也采用这种政策，失去了进取之心。
而百年后，蔡京上台为了博取皇帝的信任，为自己的富贵再次利用舆论营造出一种大宋无敌、天下太平，国家富足的假象。培养出了奢靡享乐的风气，激发了投机思潮，以致影响到皇帝赵佶的判断。他不顾现实情况在舆论的支持下发动了联金伐辽的战争，结果导致了惨败。使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其后的赵桓在朝野一片求和声中登基，使他做出了割地乞和的决策，他也利用舆论除掉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六贼。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而在他当皇帝为数不多的几年中制定的决策也始终在舆论的压力下摇摆不定，不断的更换宰执。时战时和，无法有效的利用舆论的力量。最终落得城破为俘的下场。
可赵柽却不同，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便一直利用舆论的力量保护自己，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利用几张画使皇帝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赢得了父皇的支持和宫中上下的同情，从而摆脱了死亡阴影。又利用给王皇后奔丧的机会，在宫前摆祭坛，使苦肉计，得到了都城百姓的认可，在舆论的帮助下获得了‘仁孝’的美名，这为他以后回京的种种所为打下了基础，总能在需要的时候得到舆论的支持。
回京后痛打王黼和整治几位大仙及宣抚江南使赵柽再次利用舆论的力量为自己实现主政西北的愿望获得了支持，得以完成了自己计划中重要的一环。得到权力后，他便可以操纵舆论力量为自己服务，将自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塑造成悲情英雄，营造出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环境，最终得以获得西北百姓的支持，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在一次次成功的操作中，赵柽发现民意多变，舆论有事会因非常直观的一两个事件而发生逆转，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决心。而民众公认的仇敌，未必是从国家利益角度需要优先对付的，赵柽为了得到铜这些战略物资，不惜暂时停止攻金，将战略转向大理，就难以获得舆论的支持，反而对皇帝派兵干涉一个对大宋十分恭顺的国家十分反对。赵柽不得不炮制出因为大理内乱使得大宋商人被杀，经济遭到严重损害的假象才得以改变舆论走向。
同样赵柽也被舆论打败过，在援助高丽的战争中，当他决定利用当时大好的形势发动全面对金战争，这即符合大宋的战略和根本利益，也是难得的机会，至少可以再次削弱金国的力量，舆论上也应受到支持。但兀术却利用了大宋朝野对于先帝的同情之心，遣人求和答应放回赵桓结束战争，使得舆论一下转向。
很多人支持对金战争，除了对女真人的仇恨外，还有将先帝救回以雪皇帝被人掳走的耻辱，并不是从战略上考虑。现在女真人已经害怕了，又肯割地赔款，又答应放人，大宋便没有必要再咄咄逼人发动一场大战，以显示礼仪之邦的风范，而若他不答应那就可能导致先帝被害，罪恶是大大的。这种心态所形成的舆论压力使赵柽做出了与战略判断相反的决定，答应金国求和，放弃战争。
与金实现和平后，不仅决定了大宋随后几年的战略走向，也是养虎为患，使金国得以休养生息，缓过气来。更严重的后果是天下太平的思想再次抬头，人们不希望再次发起战争，而是想维持现在富足和平的生活，但是赵柽知道一旦这种思想形成舆论压力，会再次导致伐金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