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疯了，领导干部在台上喊一声要不要把某某也揪出来，群众齐声高喊：“要！”当即就被拖出来，几下子就打死了，而这些人全都不过是平时爱发表议论、褒贬时弊的人，对领导干部或社会有这样那样的自己的看法也敢把这些看法说出来的人。他们有的可能想都没有想到他们也会在今天的会上挨打，并且当场被活活打死。他们特别关注一件事，有一个人还没有被打死，只是看起来要死了，但领导说家人不能抬回去救治，等他死，死了由集体统一处理。这个人就留在高观山上了。听他们说，在几天时间里都有人悄悄上高观山去看这个人的情况，看到他还有□□，甚至还费力往前爬了几步远。对这个敢于上山去看这个人的情况的人，他们视为英雄，都说不要说出他的名字，还说：“再打，再打也还是有不怕事的！”然而，听得出来，和爹一样，他们这样，不是为了真正承担和面对，而是为了遗忘，过了这几天，就永不再说这事也不再记起这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果然，过了几天，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谈这件事了。我说的是从那时直到已经四十八的岁的我在电脑前打这段文字时也都没有听到他们有一个人谈起当年高观山上发生的这件事情。他们都忘记了，我却记得，在我三十六岁左右的时候，由于我始终受这件事情噩梦般的折磨，所以鼓起勇气做了一个调查。参加当年高观山那个打人并有四五个人当场活活打死的会的人还大多健在，按理要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不是难事，但我却一无所获，他们全都回避我提问，而且对我避之如避瘟疫，没有一个人对的提问回答了“是”还是“不是”。我还没有问上几个人就大队领导干部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看见我，摆出那样一种架势，要把抓了，我怕了，也服了，调查不了了之。我在我几部书里面都写过这件事情，还专门为这件事写了一个中篇《审判》，就为对自己灵魂的债帐有一个交待。
不过，虽然只有我才记得并还要言说当年高观山上发生的这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我却比人们多记住了一个月，过后还是把它忘记了，直到一次可怕的经验的到来。在这一个月，那个上帝的烈火的幻象始终也在那里，一看见它也就听到那同样只能说是上帝怒吼的声音。我绝对不怀疑的是，只要我敢始终看着这个幻象，始终听着这个声音，平静、无畏、庄严、无视一切、正义和善高于一切和能战胜一切地看着这个幻象和听着这个幻声，上帝的烈火迟早会烧过来，把我烧成那样一团我是虚无而他人却能够透过我看到上帝的绝对存在和在场的超自然烈火。但是，这事情就是那样可怕，我能做到的只是每天几个时辰站到那个地方去，把头抬起来，以要把全天下人正在犯和将要犯的一如我们沟的人在高观山上犯下的暴行全部承担下来所必须的那种样子把那团烈火看上一会儿、那声音听上一会儿，并且对自己设定说，这一切过一个月就结束，一个月后那幻象就消失，阳光于我重新照进我们沟，我也把关于高观山上的那一切全都忘掉，不然，我的生存是不可能的，而难道为了“做人做自己”就不活吗？在不多不少一个月时间后的那一天，我再到那个地方去，就看不到那幻象也听不到那幻声了，世界也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再也不是一切，包括人，都只不过是上帝永恒的烈火里颤抖的纸灰了，阳光也照进我们沟了，而过去一个月，我每时每刻都只感到自己生活在阴间。也是到这个重新感觉到了阳光的时候，尽管这阳光再也不可能完全是从前的阳光了，我才知道时真的非如此不可，那上帝的幻象必须在这个时候消失，我也必须从这个时候起不再记得高观山上的那个事件，否则，我是真的活不下去的，活不出一个人来的。这事情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即使它被全天下人嘲笑也是如此。
不过，我的遗忘显然是不彻底的，在若干年后，我大约十九岁的时候，在一次重要的体验中，我把一切都记起来了，而且不得不看到的是，从我遗忘了这件事起，高观山上那团烈火就一直在我的灵魂中燃烧，当年它就是烧在我的灵魂里的，而这些年来，它从未停止过它的猛烈的焚烧，从未停止过对我的审判，我的整个生活都全权为它支配，我过去十多年的生活就是在它的审判和惩罚中的生活，只不过我对这一切就像睡着了的人不知道而已，而今，我醒来了，面临的还是当年那种要么逃避、要么承担的选择。
至于爹他们的遗忘，也不能说是彻底的，至少在因为我的作文事件他们想要说服我的时候没有遗忘这件事情，因为，爹为了说服我，为了我做一个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甚至于发达的人，为了我能够变成他和人们所愿意看到的那样一个人，他以背水一战的勇气向我提起了当年高观山的这件事，并且说得很详细，至于我因他的叙说是否记起了这件事，哪怕只朦朦胧胧地起了，在电脑前打这段文字的我已经说不清了。
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讲一点就走出去，出去一阵后又进来给我讲几句：
“娃儿，那时候你才五岁，还不懂事。开会打人经常的事了，那天大家也以为这和平常一样开会打人，没哪个去想会打死人。会才在开的时候，也没说今天要把人打死。但是，到了中途，在台上讲话的人的讲话就越来越具有煽动性，很多人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呐喊、声讨。那几个人本来不在今天该挨打的人里面，不是定了性的地、富、反、坏、右，但是，他们被揪出来打的时候人们已经疯了，领导干部在台上喊一声要不要把他们揪出来，就说揪出来就揪出来，说打死就打死了。情绪被调动起来的人就像疯了一样，眼睛都红了，把啥子□□罪、反社会主义罪都加这么几个人头上，桩桩件件都像是真的，没哪个人敢吭声，只求尽量躲到别人背后头去。现在大家心里更明白了，今天是有准备的，上级事先策划组织好了的，可是，有谁敢吭声呢？”
爹虽为把我改造过来而说这件事情，但一说到这件事情，和当年一样，我仍感到多少有可称之为“良知”那样的东西在他心里涌动，在撕裂他的灵魂。
他不能一次把话说完，说几句就要出去一会儿又进来接着说，也并不接上已经说到那里的话头，想到哪就说到哪。每次往外走时我都看见他在把外边和院子里看一看的，那样子是只有他怀疑有人偷听才会有的。
他向我说这件他认为我当年因为年幼一点印象也没有的事情，用了一两天的时间，也是在院子里的人都出工去了，只有我和他在的时候说的，中间插入了很多无关的话题，都让我认为他不会再说下去了，可是，他又突然说起来了，显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