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就应该把“犯上”定为永不可赦免的大罪，罪中之罪，万罪之首，这是因为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新时代、新社会还更是这样的，这个新时代、新社会之所以“新”、之所以比以前的所有形式的社会都更进步、更伟大、更正确的社会，就在于“犯上”比以往所有时代、所有社会更是罪中之罪、万罪之首。
他们说我的作文是在“犯上”，那种语调和口气，是在把我的作文的“犯上”归结为重的那种“犯上”才可能有的语调和口气。他们这个势头一来，我就相信我看到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为了有今天，就为了把这个罪名加在我的作文头，而我呢，在写第一篇作文的时候，就预感到，不，知道我必然会有今天和接下来的那一切和一切的一切。
那个上了点年纪的“权威人士”以无比严正的态度和语气说：
“我们应该把他的文章给大队领导看到了，他的文章一出来，就这个在说好，那个在说好。可是，你我这些人哪个有资格说一个人的文章好不好？只有领导干部才有这个资格和权力。要是大队领导说他的文章好，那大队领导就一定会上交到公社领导手中，公社领导那也一定会说好并一定会上交县委领导手中……这样一层层往上交，直到交到中央领导手中，中央领导自然也一定会说他写得好，并一定会向全国人民发布，要全国人民都来学习，都来说它好。只要大队领导说他写的文章好，那结果就会是这样的，也只会是这样的，其他的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是大队领导干部都不说他的文章写得好，那我们就应该认为它有问题了，那就应该是另外一种立场和态度了！”
“权威人士”这么一说，很多人发出近乎歇斯底里的笑声，其他的人则似笑非笑。这时候我正好已经走到了他们身边，大家都在笑，但没有人看我一眼，连里面的孩子也没人看我一眼，就是我走过站在人群外围的拄着拐杖的老太太身边也没人看我一眼，而她们脸上也都面戴讥笑，本能地在开始幸灾乐祸了。当然看得出来，他们当然不会，也用不着把我的作文交到大队领导干部那里去，他们这么说和这么笑，就已经把我的作文定为“有问题”，从此除了保持沉默的，对我都会是“另一种立场和态度”了。
放学回到家里后，爹就对我神经紧张地叫道：
“你已经开始处于围攻之中了，你还没有看到？从现在起，你应该在你所谓的写作文中彻底改变你自己了！现在还不算晚！”
我怎么可能改变自己，还彻底改变自己？所以，等我又有还是那样的作文出来后，就像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沟里的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了，齐刷刷地射过来。一出门，远处就有人高喊：
“张小禹，你到我这儿来，把你又新构思的文章给我背出来！让我比哪一个都先欣赏到！”
一“权威人士”高坐在人群中，人群对他如众星拱月，他对我显得颇为和蔼、亲切地扬手道：
“来来来，你过我们这里来一下。我们要听听你这几天又在构思什么新文章。在你还没有动笔写之前，也应当向大家、向群众汇报一下，让大家、群众给你提意见！你这也算是把你的思想向我们汇报。你还应该首先相信人民群众，走到人民群众中来。毕竟还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
我是什么呢？我是无数沙粒中的一颗沙粒，绝对、永恒的凝固和静止。我是虚无，一切对于我也都是虚无和不存在的。所以，我朝他们那里那么看了一眼就直梗梗地走过去了。
他们那儿一片沉寂。但一个人大声喊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的好骄傲啊！不想想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我完了，我知道我必完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承受着怎样的寒冷，怎样的恐惧，怎样的颤抖。我外表如铁，但实际上我每天每时都行走在刀尖上。我的作文引发的事端现在只能说是刚开始，但我已经看到它是我又一个必须面对和穿越的新的刀山火海，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穿越过它，我能走多远，我也不去想它，只当自己是虚无地走进这个看不到它的尽头的火海之中，我认为我别无选择。
在饭桌上，爹好像对不知该多么让人紧张的事一般地问我：
“今天，你张良国爷爷叫你过去向大家汇报一下思想和你的作文的新构思，他们给你提提意见，说你理都没有理就走过去了？”
爹的语气中充满了尖刻的冷嘲热讽，那意思分明就是：看你不听我的话，现在开始遭报应了不是？“张良国爷爷”们是你得罪得起的？他们很多，多得无数，比无数还要多，哪一个都是你得罪不起的，而你不听我的话他们的哪一个你都是要得罪的，不听我的话你就看你将会是怎么个死法吧！
沟里的孩子们开始对我不规矩起来了，他们一看见我就全都是一脸怪笑，喊出让人心惊肉跳，让人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话，就好像有幕后人教唆他们和指使他们似的：
“张小禹！□□的！你二天要当作家啊！”
“未来的大作家来了！”
“张大作家出门罗——”
他们称我为“作家”或“未来的大作家”，可绝不仅仅是在嘲笑我。我们这个地方，穷乡僻壤，但是像“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这样的字眼却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人人都对这几个字眼耳熟能详，是因为有一东西深入到了他们人人的灵魂之中，反映在他们个个随时随地的言行举止中，这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像“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这样的人，只有两条路，要么死无葬身之地，死得比耗子还难看和可耻，死得连一撮儿灰都没有它的容身之地，要么就是当爹所说的那种“抬轿子”、“吹喇叭”的人，而当这两种人，实际还不如他们当穷农民的。有一个顺口溜在他们中间十分流行，他们在我六七岁看出了我所谓的“聪明”时，就把这个顺口溜用在我身上了——“我是领导干部的狗，守在领导干部的大门口，领导叫我咬谁就咬谁，叫我咬几口就咬几口”。像“作家”、“艺术家”、“思想家”这样的人，在他眼中要么就是这种“狗”，充其量也就比穷当农民的强，要么最可耻下贱地灭亡，还不如当这种“狗”和当农民的。孩子们冲我喊“作家”、“大作家”，就是这个意味，他们毫不掩饰他们就是这个意味。
有一天，我一出门，就感觉到我的作文“有问题”、“有大问题”，有“思想、政治立场上的问题”的说法已经在沟里传开了。
我走过茶壶嘴，听到一“权威人士”正在当众评论我的一篇作文，虽然我不会停留，可还是听见了一句半句：
“他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