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遭遇了，当时的情况是，我如果装出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显然说不过去，因为发生的事情就写在洪晃脸上摆在那儿。而我也不适合表达我的真实想法，因为对洪晃的新形象交口称赞的同志们就分布在我周围两米不到的范围之内，其中还有一个是我当时的主编，在这种局面下我说任何一句话都会出问题，我既不想让洪晃觉得我脑子里有水，也不像让同事们觉得我认为他们脑子里有水，只好直愣愣地干在当地看着她发呆，而这显然是各种处理方法中最糟糕的一种。这时洪晃的聪明发挥了巨大作用，她冲着我一句：“你丫什么都别说，说我跟你急。”立刻就把我救了。这句话让我立刻想起《顽主》里杨众一边蹬板儿车一边回头，“你丫说谁呢，我知道我傻”，都是比较聪明的表现。
我只剩下500来字说洪晃的脑子，本来这部分我是准备作为本文最主要的部分来好好说说的，现在只好因陋就简。
首先说这5000字的作业，贝塔斯曼约她一本书，讲好是十来万字，结果洪晃给大家这个分5000字那个分5000字地一消化，压力立刻就小多了。这中间有一次洪晃过来说，出版社那边打电话过来，洪小姐啊，出于市场的考虑我们觉得还是希望您写一写和陈凯歌的事。“我说好吧，我就加一章：和本书主题无关的若干人物。”
洪晃写得很好的随笔，有一阵她在i
look后面写“大女人小女人”专栏，我在后面写“大男人小男人”，从成色上看她的要更好一些。在写字儿方面我服气的人不多，洪晃是一个。洪晃写东西抖的是她的那种别人没有的机灵和那股有点儿“浑不论”的锐气，底子是她的生活。她见的各种神头鬼脑的人比较多，自己又一片浪漫天真，虽然很早就离开国内好长时间在外边，但对汉语却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东西写出来自然路数比较特别。我当时离开自己供职的那家衣食无忧的报社，少挣钱多干活儿地跑过来做杂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知道有一篇《男人分两截》是洪晃写的，后来三联“生活圆桌”第一本集子的题目，就化了这篇文章作为题目，当时我想，一个能写这样东西的老板，应该比较有意思，就过来了，我没想到的是，洪晃比我想的还要有意思一点。
写到最后我发现其实还是没怎么写到包括粗口在内的很多关于洪晃的最生动的东西。作为一个写字为生的人，我知道有两种人，一种是写出来的比活人更生动一点，另一种是活的比写出来的更生动一点，一般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后者活得比较生动。在我见过的各种生动的人里面，洪晃在第一阵营。
洪晃说伊伟
伊伟不是我招来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突然间，i
look编辑部有了个时而精神抖擞，时而神经兮兮的寸头。如果说我写的文章不适应时尚刊物，那他的文章也好不到那儿去。伊伟看的书肯定比我多，有时候我不敢太在他面前拽什么欧洲历史和外国文学，骗骗别人我足够，但是这孩子我得当心。他写的文章，就像这里的一样，有一种非常聪明的幽默，特别难得。我喜欢能让我思考和笑的作者，而伊伟的东西永远两点俱全。
我在泡沫经济的高c曾经企图搞一本《酷》技术杂志，介于“wired”和“red
herring”之间，我找了一个北京的外国人当主笔，当时的想法是有很多技术上的资料必须由英文翻译过来等等现在都想不起来的原因，总之，找不看中文的人策划中文是脑子灌水的作法，更灌水的是这个老外给我介绍了一个管理者，结果是他的女朋友，伊伟这个倒霉蛋就被派去做责任编辑。这是个非常失败的项目，根本没成功，但是伊伟能够做总编的本事我倒是有所体会。他是一个会抓主题的人，而且角度非常尖锐。在c作上有两点是没人能比的：考证事实和整体概念。我从来不知道他到那里查来那么多资料，而且这得多耽误功夫！
我看过一本叫《总编辑》的书，里面写得是作总编辑的技巧，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纽约客》总编辑招人，问：“你想当作家，还是编辑？”
应聘者回答：“当编辑。”
总编说：“good，好作家纽约遍地都是，好编辑没几个。”
而北京也是这样，我曾经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合作，她做编辑一塌糊涂，总要把别人的稿件改成自己的作品才罢休，实在可怕之极。
伊伟是个好作家，但是更可贵的是他也是一个好编辑。
《酷》刊策划完蛋以后，伊伟就去做《乐》。那时候，《乐》是个广告刊，是免费的直投类刊物。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好几本给老外看的吃喝玩乐城市指南。可就是没有一本给中国人看的。我们也就觉得这似乎有点太殖民了，好吃好喝好玩的地方只有英文刊物，那中国人难道都回家待着？纯属于赌口气，非办不可。说老实话，什么市场调查都没做。《乐》出来之后很受欢迎，伊伟就在《乐》待了几期，但终归由于广告刊不得刊登任何内容，他憋得慌，就跑到《青春一族》编辑部去给青年人编写东西了。就在这时候，他原来...